管季超：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管季超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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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学：向大历史的回归作者：张乃和 《光明日报》（ 2017年07月03日 14版）

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60卷《牛津国民传记辞典》

    ■本期主持：张乃和（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教授）  ■本期主题：传记学与世界史研究

主持人语   

　　有不少人认为，传记学主要关注个人的生平，是对个体生命的重视，而世界史研究往往关注国家兴衰、战争与和平等重大问题，是对人类集体行动规律的探索，二者很难相提并论。在学科归属上，也有不少人认为传记学属于文学，与世界史研究相去甚远。然而，现代欧美国家兴起的国民集体传记，为我们重新理解个体与群体、传记学与世界史研究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本期的三篇文章，旨在厘清欧美传记学的变迁，说明传记学回归大历史，是史学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有助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在当代国际史学界，传记学是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然而，在我国史学界，传记学长期以来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的主要任务是全面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五朵金花”的绽放以及历史人物的重新评价，推动了史学学科的繁荣，不过传记学学科建设问题并未提上日程。改革开放后，学界提出历史人物学、人物传记学等学科设想，出现了一些专门刊物或专栏，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修订后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以及各高校史学的学科专业设置，并未体现传记学，也未见到有高校史学学科实际招录和培养相关专业人才。究其原因，人们往往把传记学视为文学或小历史，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社会本位的大历史相比，传记学似乎微不足道。
　　事实上，早在17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在《论学术的进展》中曾明确把传记学归入史学，并提出了改造传统传记学的主张：“如果传记的写作能够在表现某个人物时运用审慎的思考和判断，并把该人物的大小、公私行为融为一体，那么该人物就必将能够获得更加真实、更加自然、更加生动的表现。”到了18世纪，鲍斯威尔的《约翰逊传》以其实现了文学艺术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平衡，而被誉为英美传记学典范。与此同时，传记学已开始自觉地向民族国家靠拢，与社会本位的大历史一道承担起重建社会与国家的历史使命。国民集体传记的兴起，就是集中体现。英国在这方面起步较早，从1747年的《不列颠传记》到1885年的《国民传记辞典》，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摸索过程。其间也有人曾尝试编纂《世界传记辞典》，但并未成功。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和发展，国民集体传记成为人们获得民族国家归属感和认同感的重要途径。因此，英国《国民传记辞典》甫一出版发行就引起广泛关注，从1885年到1900年，先后共计出版了63卷，此后还有多卷增补、索引及再版。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英国《国民传记辞典》开始得到大规模的补充和修订。先后由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马修、哈里森、戈德曼担任主编，于2004年正式出版了《牛津国民传记辞典》60卷，其中收录了象征民族国家精神的传说人物，如“约翰牛”“布列塔尼亚”等。这些条目不仅仅属于传记学，更属于英国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范畴，是传记学回归大历史的明证。
　　在英国的影响下，欧洲大陆诸国以及美国等先后出版了国民集体传记，具体有：1835年到1857年间，瑞典先后出版国民集体传记23卷；1852年到1878年间，荷兰出版24卷；1856年到1891年间，奥地利出版35卷；1875年到1900年间，德国出版45卷；1933年到1997年间，法国出版50卷；1960年到2005年间，意大利出版65卷。此外，美国从1887年到1999年间也出版了本国的国民集体传记24卷。多数国家的国民集体传记如今均有网络版，经编委会严格审读来稿后，可及时补充更新。现代欧美各国国民集体传记的兴起，顺应了民族国家兴起的历史潮流，成为展示全体国民形象的民族国家建设工程。国民集体传记的兴起，还体现了“自下而上”的国际史学发展潮流。它使传记学不再局限于个体自然人的生平，而是放眼更大的社会群体，形成了个人传记、群体传记与国民集体传记鼎立的局面，从而推动了传记学的发展，并成为其回归大历史的重要标志。
　　传记学融入主流史学，如今已成为国际文学界和史学界的共识。现代美国知名的传记文学作家里昂·爱达尔在其编辑的《传记学》创刊号上明确指出，形式、风格和叙述方式等方面的文学性传记是以史学的“研究性传记”为基础的，传记文学作家“不能虚构事实”。即使主张史学文学化的后现代主义领军人物怀特，在其撰写的《实用的过去》一文中也指出，传记可以是“文学的”，但不是“虚构的”。最近，由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ICHS）出版的《国际历史科学文献》，不再把传记学列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而是直接归入历史科学主流。传记已被认为是历史作品的重要类型之一，甚至可能成为21世纪史学家们偏爱的作品类型。
　　但在中国学术界，人们对传记学的认识有所不同。文学家朱文华先生曾在他的《传记通论》中指出传记文学作品的史学性质，但正如他自己所言，他的意见“未能得到更多的同行专家的明确赞同”。国内首部《史学理论大辞典》把历史传记与文学传记并列为两种体裁，认为西方存在着两种传记学传统：一种传统是把传记学视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另一种则把它视为类似文学的艺术，由此出发把传记分为文学传记与历史传记两种体裁，而且大多数人认为传记学是文学的分支。这反映了传记学在当今中国学术界的尴尬地位。
　　让传记学回归大历史，不仅是史学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传记学今后发展的必然选择。从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来看，个体、群体和整体，是历史的三个主要层次，也是史学研究的三种主要对象。一般而言，个体史学被视为传记学，群体史学集中体现为现代民族国家史学，整体史学则主要是世界史学。其中，群体史学和整体史学早已成为当今史学的主流，并已体现在史学学科专业设置上。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史学界却很少有人关注传记学，似乎传记学与群体史学和世界史学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事实上，欧美国民集体传记的兴起表明，国民集体传记早已成为以上三种史学之间融会贯通的桥梁，传记学也由此突破个体史学的局限，回归到了大历史。另外，传记学在国内的文学界往往引人注目，并被明确地包含在一些高校新开设的文学写作类研究生专业之内，这容易引起人们对传记和传记学的误解。一些人认为，传记可以凭借想象去虚构细节和事实，传记学属于文学，从而出现了传记学文学化现象。这不但有悖于史学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还有可能助长历史相对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撰写传记应以科学的史实为基础，遵循历史研究的基本理论方法，这是传记学发展的前提。
　　通过批判性地借鉴外国经验，现代中国的传记学有可能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值得注意的是，国外专业史学工作者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初步建立了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该资料库由美国汉学家郝若贝初创，后由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持建设。21世纪初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先后参加了该资料库建设。由于我国史学界未对传记学予以足够重视，也未能及时批判性地借鉴外国经验，使得外国人在该资料库建设上先行一步。况且，这还不是中国人自己编写的国民集体传记。因此，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人物评价原则与史学学科建设结合起来，让传记学回归大历史，应提上我国史学学科建设的日程。这对重建中国的传记学，编纂科学、信实的中国国民集体传记，从而加强民族国家认同，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中国国民集体形象，均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作者：张乃和，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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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古典传记的特征、功用及影响作者：史海波 《光明日报》（ 2017年07月03日 14版）

汉译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封面

　　严格地讲，古希腊最早的传世传记是公元前4世纪伊索克拉底的《埃瓦戈拉斯传》与色诺芬的《阿格西劳斯》。伊索克拉底在《埃瓦戈拉斯传》中自称是古希腊以散文形式赞誉个人美德的第一人。色诺芬除了撰写阿格西劳斯的传记之外，另著有回忆录《远征记》和《回忆苏格拉底》，足见其对个人生平事迹的重视。另有观点认为公元前5世纪便已存在传记及其作者，比如小亚细亚卡尔严达邦的斯基拉克斯撰写过米拉萨僭主赫拉克利德斯的传略。但是其原始文献来源于后来拜占庭的《苏达辞书》，这段记录的真实性一直存有疑问。其他关于传记起源于公元前5世纪的提法都有不足凭信之处，但再往前推究，我们不能排除史诗、颂辞、挽词，以及叙事史学的人物描述对传记产生的影响，《埃瓦戈拉斯传》与《阿格西劳斯》明显属于颂辞性质的传记。这种对英雄事迹的重视起源甚早，在《伊利亚特》中，阿喀琉斯向帕特洛克罗斯歌颂了人们的光辉事迹，表明荷马时代的英雄也同样重视历史中的典范。虽然传记起源的情况复杂，但可以确定的是，当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传记正式出现的时候，其文史哲综合特征相当明显。
　　在西方古典传记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修辞、史实、哲学三方面的影响因素并不均衡。伊索克拉底与色诺芬都师从于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哲学对传记的介入使得传记注重道德功用，在关注个人美德的前提下，史实变得次要了。《埃瓦戈拉斯传》与《阿格西劳斯》都充满溢美之词，色诺芬甚至赞誉阿格西劳斯这位斯巴达国王“生平从未有一个不能证明其爱国热忱的举动”。而色诺芬的另一部传记性质的作品《居鲁士的教育》，更是在赞颂美德的基础上叙述了居鲁士的出生、童年、征服以及驾崩，其中虚构成分颇多。
　　树立道德典范是西方古典传记最重要的功用。亚里士多德学派也把与美德、恶行相关的趣闻轶事，用之于能够彰显个人品性的专题写作之中，而且这种对趣闻轶事的关注成为希腊化以及拉丁文学的主要特征。古希腊传记所倡导的美德观念，一直渗透到罗马时期的传记作品当中，普鲁塔克甚至被后人认定为道德论者。另外，公元前4世纪希腊城邦政事纷乱、兵燹四起，公民大会、法庭争讼成为德摩斯梯尼、莱桑德一类政客与演说家的天下。诡辩之风盛行，浮夸之气四溢，史学与传记写作难免受到波及。
　　不过，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相较，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治》《政治学》等作品中更多地运用了历史学方法，对纠正希腊城邦出现的粉饰之风起到了积极作用。虽然从色诺芬到公元前1世纪奈波斯之间的传记作品或散轶或残缺，但是根据残篇判断，在传记写作领域也逐渐出现了重视史实的情况。据考证，这一时期重要的传记作家有泰奥庞浦斯、狄凯尔库斯、安提戈诺斯、阿瑞斯托克诺斯、赫尔米普斯、萨提洛斯等。其中，泰奥庞浦斯著有58卷本的《腓力传》，从后世发现的残篇来看，虽然其文辞华丽而重视道德宣传，但其中对腓力二世的某些不光彩的行径已有所提及。赫尔米普斯的传记涉及人物众多，包括立法者莱库古与梭伦，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他们的门生，还有演说家伊索克拉底、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等。赫尔米普斯与萨提洛斯都属于亚里士多德学派，二者在传记中体现出对古物学和历史的偏好。
　　从罗马共和国末期一直到罗马帝国早期，从事传记写作的奈波斯、塔西陀、斯韦托尼乌斯以及普鲁塔克等人都具备史学修养。他们的代表作品分别是：《外族名将传》《阿古利格拉传》《罗马十二帝王传》《希腊罗马名人传》。奈波斯通过趣闻轶事来介绍人物历史，比如他描写阿格西劳斯一直住在祖先留下来的破旧住宅里，也提到他晚年住在埃及，因为举止随便而遭到埃及人的轻视。他的这种叙述方式也使罗马传记向通俗化、独立化方向发展，传记具有愉悦读者的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塔西陀本身就是古罗马优秀的史家，斯韦托尼乌斯则利用元老院的诉讼文件书写帝王恶行，他在文中经常指出确切的资料来源。普鲁塔克也显示出对历史的尊重，在《尼西阿斯传》中，普鲁塔克提及了原始文献的利用：“那些难为一般人所熟知的史实，散布在其他学者的著作之中，或者来自古老的碑铭和档案，我费了一番心血加以搜索，不仅仅是为了做学问求虚名，而是让人对尼西阿斯的生平有更深入的了解。”在《莱桑德传》中，他直接引用了德尔菲保藏室刻写的铭文。普鲁塔克虽然曾声明写的不是历史，而是传记，但《希腊罗马名人传》中有时会出现“我写的历史”“据史家推论”等重视历史的词句。
　　对历史因素的重视不代表传记可以等同于历史，二者互不隶属，这一点奈波斯和普鲁塔克已阐述得相当清楚。但普鲁塔克与奈波斯把传记推向通俗化的做法不同，普鲁塔克在传记中表现出的在文史之间的徘徊也正说明了其欲把历史事实、道德论调、文学艺术糅合在一起的志向。无论如何，《希腊罗马名人传》和希腊传记早期委身于哲学的道德赞美完全不同，虽然依然强调美德的作用，但对历史人物已经不是曲笔讳言。普鲁塔克还强调了对于文学虚构的适度使用。在《提修斯传》和《亚历山大传》中，他希望读者能够对传说、心理、灵魂等方面的着墨予以理解，换而言之，对可能虚构的叙述予以理解。以哲学思想为依托，寻求文史哲之间的平衡，这是西方古典时代传记的重要特征。
　　与历史学家一样，西方古典时期并没有职业的传记作家，也很难说传记在当时拥有多么高的地位，但不得不说，传记中的奇闻轶事、尔虞我诈远比历史引人入胜，而其中的道德教诲也比哲学说教更为通俗易懂。
　　最后，关于古典时期传记对后世的影响，我们很难笼统地予以评定。1992年布里奇出版《何为福音书？——与希腊罗马传记之比较》一书，其中所考证的福音书起源于古典传记，并未达成学界共识。同样，莫米格里亚诺在《历史与传记》一文中提到的“自传体含有向内心独白及忏悔形式发展的可能”，但是马可·奥利略的《沉思录》以及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两种形式的起源依然不明。不过，斯韦托尼乌斯与普鲁塔克对后世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不同时代的文献中觅得一些踪迹。前者的影响不仅限于其后几个世纪的世俗传记文体，而且远及基督教和中世纪的作家，基督教作家巴乌里努斯所著《安布罗西乌斯传》受到《罗马十二帝王传》的影响，而中世纪时期的艾因哈德所著《查理大帝传》便模仿了斯韦托尼乌斯的传记。普鲁塔克对后世的影响更为深远，从公元2世纪开始，《希腊罗马名人传》便备受关注，不但马可·奥利略对其爱不释手，东罗马帝国的普罗克鲁斯、波尔菲瑞等帝王也引用其文。在拜占庭时期，《希腊罗马名人传》极有可能作为历史教材而流行于世。文艺复兴之后，《希腊罗马名人传》从拜占庭传入意大利，并逐渐被译为拉丁文、法文、英文从而家喻户晓。其中，法国古典学者阿米约主教与英国托马斯·诺斯爵士的法英译本功不可没。另外，《希腊罗马名人传》还曾被莎士比亚、德累顿、蒙田、卢梭等人大量引用，特别是莎士比亚在其戏剧创作，包括取材、场景、台词等方面都深受《希腊罗马名人传》的影响。
　　（作者：史海波，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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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高关中：传记文学的写作体会

传记文学的写作体会 2017-5-18 19:52 |个人分类:[color=rgb(153, 153, 153) !important]百科杂谈|系统分类:[color=rgb(153, 153, 153) !important]论文交流 4143，两本传记 作者 高关中（德国汉堡）2017/5/17 传记文学是指以形象化的笔法记叙人物的事迹、成就及经历的叙事作品。下面先谈谈传记文学的历史以及分类，然后再叙述自己的传记写作和体会。 传记文学的历史以及分类 传记文学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司马迁作《史记》，开创了以人物描写为中心的“纪传体”历史书。皇帝传为纪，诸侯为世家，各阶层代表人物为传，补充以表（年表）和书（制度沿革）。即有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共130篇，52万字。《史记》中的纪传﹐几乎都是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史记》成为以后历代正史的标准文体。二十五史基本上沿用这一体例，这些传记可以称为史传。此外还有杂传作品，往往能道正史所不能道，或不屑道。分类成集的有《烈女传》（刘向）﹑《圣贤高士传》（嵇康）﹑《高僧传》（慧皎）等。更多的作品则编入各家的文集中。如《陶渊明集》中的《五柳先生传》。 西洋古代的传记以公元1世纪普卢塔克（Plutarch，约46-119后）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或名《希腊罗马英豪传》）为集大成者，包括50位政治家、军事家等伟人，其中46人是成对地进行比较，如亚历山大大帝比较西泽。这也可以看作是一部架构松散的古代史。人们有关希腊和罗马的历史知识很多来自这部作品。 到了近现代﹐正式的史书和个人的传记逐渐分家。比较著名的传记作品，如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1943）﹐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当代的传记作品更多。乃至出现了台湾的《传记文学》杂志，而大陆的《人物》﹑《名人传记》等刊物成了刊登传记文学作品的重镇。 尽管近年来传记文学相当繁荣，但与小说、散文、诗歌相比，还是一种边缘性文体。 关于传记文学的分类，根据标准的不同，有多种分法。 从传主来看，有历史人物，有在世人物等等。 从篇幅来说，可以是一篇文章，也可以是一本书，即短篇传记和长篇传记；可以记叙人物的一生、也可以记生平的片段。 从作者来看，可以有他人所作之传记。自己所作之自传，以及关于自己或他人的回忆录。 在世人物小传：《写在旅居欧洲时——30位欧华作家的生命历程》及续集 我自己从1987年开始写书，到今年正好30年了。本来我喜欢旅游，潜心于列国风土的写作，出版了世界风土大观一套11本，以及其他风土类作品，为15本列国地图册撰写了说明。随着此类作品的逐渐完成，我要开辟新的写作领域。 由地入史，是比较恰当的选择，史地密不可分。可是我不愿意写纯历史书，学术性太强，于是选择了与史地密切相关的传记文学。 2013年在马来西亚举行的世华作家代表大会期间。我第一次见到了欧华作协的创会会长、著名作家赵淑侠大姐。大姐平易近人，早餐时与几位文友一起聊天。她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欧华作协成立20多年了，运作得不错，最好能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如写成欧华文学史，给后人留下一些资料，这是很有意义的。 当我听到赵大姐的这番叮嘱时，很有感触。自己作为会员，应该为协会出力做点什么，加砖添瓦也好。我自己偏重于史地和人物写作，可以从写小传开始啊！先写比较熟悉的文友，谭绿屏大姐是我的入会介绍人，我写出《画坛文坛常青树》，发往《欧洲新报》刊登了。这就是小传系列的第一篇。 马来西亚文会结束后，我们十几位欧华文友又参加了世界诗人大会，两周时间，朝夕相处，比较熟悉了。感谢麦胜梅、许家结夫妇和黄鹤升文友的支持，又写出两篇。这样总共有了三篇样稿，以“抛砖引玉的想法”为题，发到协会公共信箱里。写小传的想法得到了更多文友的响应。很多人发来了数据、照片和作品。池元莲大姐还把为族谱所写的资料都发过来。赵大姐也发来邮件鼓励。 文友们信任我，我也决不能辜负大家的信任，撰写的时候牢牢把握以下原则： 把个人家庭的命运与历史的大环境联系起来，介绍人生的主要轨迹，文学道路和成就，在欧华协会的活动，突出每个人的亮点。写好后一定要经过本人审阅修改，才能发表。 就这样一路走来，完成了30人的小传，这是大家共同努力合作的结果。试想一下，没有文友支持提供材料，敞开心扉交流，写小传就是无米之炊，不可能做下去。 写成后将30位作家的传记编辑成书，每篇平均六七千字，总共约20万字，300多页。2014年由秀威公司出版。 目前在进行续集的写作。继续采写欧华其他作家，也准备写30个人左右。期待能尽快完成全书。 历史人物小传：《大风之歌——38位牵动台湾历史的时代巨擘》 欧华作家小传写的是在世的人物。其实在2010年我就开始了历史人物的写作。台湾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多年来笔者一直关心台湾在各方面的发展，曾三次亲自走访宝岛，搜集积累了大量书刊和各种资料。萌发了编写一本名人小传的想法，因为人物是历史舞台的主角。通过介绍一些重要人物，可帮助读者更多地了解台湾，通过这些名人的事迹，了解台湾历史发展的轨迹。 2015年这些稿件整理完毕，去年在台湾秀威公司出版，共328页。这是我的第二本传记类作品。 在世人物可以采访，唐德刚称之为“口述历史”。而历史人物只能从浩瀚如烟海的书籍资料中大海捞针，或沙里淘金。首先要决定选取最有代表性的人物。 在一本不到20万字的书里，不可能写进太多的人物。笔者不想写成名片式的传记，而是尽可能地以翔实的资料、生动的笔触，用四五千字的篇幅，来叙述每个人物的主要事迹。 另一方面，笔者认为，不能像正史那样，只为“帝王将相”列传。不应只写军政人物，也要介绍经济、文化、艺术各方面的英才，呈现出色彩纷呈的大千世界，这样才有助于人们了解台湾各个方面的发展和成就。为此，作者遴选了38个重要人物，分为政界闻人，军事将领，商界精英，学者科学家，文坛名人，艺术体育人士等六大类进行介绍。这些人物均已去世，目前仍活跃在各界的人物一律不收。 在具体写作时，要注意知识性，可读性，趣味性兼备，选材要适当，文笔要生动、准确，经得起推敲。 长篇传记：《德语文学翻译大师——杨武能评传》 前面两本书从篇幅来说，为每个传主写一篇文章，约六七千字，属于短篇传记。我还想为一个人写一本大传，即长篇传记，详细记叙人物的一生，记叙其成就，并进行评价。要写大传，比写短篇传记挑战性更高。传主要有分量，有较大影响和贡献，有一定知名度最好，否则出书很难。更重要的是，要搜集到足够的材料，才能为传主写出几十万字的翔实传记，材料不够，靠注水是不行的，就像短篇小说不能任意拉长为长篇那样。第三点，作者对传主的相关领域要比较熟悉，才能进行。比如要写一个名医的长篇传记，我绝对不敢。 2015年夏，有一天文友杨悦发来电子邮件，说她父亲邀请我到重庆参加“杨武能着译文献馆开馆仪式”。这让我想起与杨武能教授的首次接触，那是在2013年，我亲眼目睹了在德国魏玛举行的隆重授奖仪式，歌德学会把歌德金质奖章授予杨武能教授。这在中国德语界是第一次。当时我采访了杨教授，写了报道“译坛巨匠荣获歌德金质奖章——杨武能教授传奇”，引起了海内外不小的反响。通过采访，我对他的事迹有了一定了解，非常敬佩这位“德语界的傅雷”。于是我立即回复杨悦文友，一定参加杨武能着译文献馆的开馆盛会。 我想，杨武能翻译过几十部作品，六七百万字，根据他的成就造诣和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的显着地位，完全够格给他单独写一本传记。我采访过杨武能，对他的人生轨迹和成就有一定的了解。自己在德国生活30多年，懂德语，写过《德国风土大观》和《德国精神》，对德国各方面的情况有一定了解，又写过传记类作品，这些都是做传的有利条件。于是毛遂自荐，最后得到了杨教授的首肯。他说，原来国内有作家，有意写他的传记，但因为不懂德语，对德国了解有限，没有答应，这次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你。 这样，来到重庆参加杨武能著译文献馆开馆活动的时候，我就把写传记的任务放在心上，两次仔细参观了文献馆，把大量第一手资料用照相机拍摄下来。开馆仪式后，蒙杨家祖籍武隆县邀请，考察，寻找杨家的“根”，又搜集到大量材料。此外还搜集到杨武能的一些著述和翻译作品。 写长篇传记，像长篇小说一样，有结构问题，也就是谋篇布局。传记文学的结构方式，有纵向结构，即按传主生平时间顺序安排；横向结构，即打破时间顺序，而以问题、性质等安排机构和层次；纵横交错式；总分式；片段式；心理结构；自由式结构等 经过材料梳理和反复思考，并不时与传主通话，微信联系，进行沟通，多次讨论，最后敲定传记的框架，确定把传记写成杨武能评传，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谈人生，一部分讲劳绩，也就是成就。全书细分为19章。 人生部分以他的人生各阶段为基础，分为10章。 劳绩部分把杨武能对歌德的译介研究放在第一章，这是他一生最突出的成果。其次是杨对Novelle（德语中短篇）的推介。接着介绍杨对海涅等人的抒情诗、对《格林童话》，对以《魔山》为代表的德国现代文学的译介。这样总共分五章来介绍他的翻译成就，这是杨武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事业重点。然后把他自己的文学创作成就、在翻译理论和比较文学方面的建树分别列为三章，最后再用一章总括杨武能的辉煌成就及其在中国翻译史上的历史地位。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全书得以杀青。有了初稿后，我又到重庆、成都进行采访，并建立了微信群“采访”，便于与相关人员的联系，得以进一步充实传记的内容。 笔者力求使本书具有可读性，生动性，知识性。希望读者通过这本书，对杨武能的人生及其翻译事业的成就得到较全面、较深入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