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昌武：追念学界友人王学泰

管季超0712

孙昌武：追念学界友人王学泰

孙昌武

　　久矣想写写王学泰（1942-2018），一位卓越的史学家、文学家，优秀的散文家。作为学者，他自诩“半生坎坷嗜读书”，才华横溢，著述颇丰，新见迭出。作为文学家，他见多识广，人世百态，描摹入微。读他的文字，总是赞叹不已。近年他的名字和著作已渐趋湮没。笔者忝为友好、知交，如今抒写感怀，郑重介绍他的为人和著述，亦表达无限悼念和尊崇之意。
　　我的第一篇篇幅较长的论说佛教与文学关系的文字是发表在《文学遗产》1982年第二期的《王维的佛教信仰与诗歌创作》，就是经学泰之手刊发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论及佛教对作家创作影响，基本是作否定评价的。这也典型地体现在对王维的评价上。应当说拙作在当时能够较充分地利用材料作比较客观的分析，阐发了佛教主要是禅宗对王维思想与创作的影响，肯定其积极作用方面。发表后曾得到积极的反响，其中的观点和方法也得到不少同行称许和沿用，因而我也深受鼓舞。实际这篇文章有些地方是写得相当幼稚的，例如分别讨论“禅语”“禅趣”“禅法”之类，分析、论说都相当浅薄；又与王维交往的有一位终南山道一和尚，我竟把他混同于中唐洪州宗著名的马祖道一，更是常识性的“硬伤”，后来被日本学者指出，让我愧赧不已。不过总的说来，这篇文章发表，是我研究佛教与中国文学相互关系取得成果的又一步。
　　题外的话，发表这篇文章的《文学遗产》是国内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权威刊物。1956年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创办《文学研究》杂志，只出了几期（我这里存有四期）就一分为二：《文学评论》和《文学遗产》。这两个刊物不论我所处环境、条件如何，一直订阅，且每期必细读，基本是从头读到尾，作为我教学和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当年贸然投稿，这个刊物的编辑部对我来说是既崇高又神秘。我抱着诚惶诚恐的心情专程从天津去北京造访。当时《文学遗产》编辑部在建国门内一个院子后院一间狭小屋子里，接待我的是一位比我年纪轻些的中年人，请教后知道大名王学泰。后来相熟了，了解加深了，发现这竟是一位“文革”末期的“风云人物”。
　　他“文革”前从北京师范学院毕业，在校被错打成“反动学生”，贬斥到北京郊区一个县里教中学。到“文革”后期，像很多人一样，成了“逍遥派”。他酷嗜读书，读五花八门的书，无意间得到一部据传李淳风和袁天罡编写的被称为“预言第一奇书”的《推背图》，觉得好玩。他拿给朋友传看。“文革”后期，政治局面诡谲，谣言四起。书中有“女主临世”之说。不意间这部《推背图》竟流传开来，一时成为当局追查“政治谣言”的大案。当时在全国各地严厉追查，形势竟像是“文革”大运动里的小运动。追查到他朋友那里，那位朋友只好把他“供”出来了，主动来向他来报告、道歉。他很快被稽查、逮捕，作为要犯锒铛关进北京市第一监狱。因为是要案主犯，大概侦查、量刑需要时间，一直关在那里。关了几年，粉碎“四人帮”以后过了一段时间才得到平反、释放。当年法院曾专门开庭，法官宣布平反结案后，从台上走下来，和他握手，笑着对他说：“当初你是‘反’对了。”他回答说：我只是看点闲书而已。
　　他出狱后经历也颇为离奇：因为读书竟经过那样磨难之后，矢志不改，竟大胆投考哲学社会科学部（今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博士研究生。考试成绩不错。但是学部人事部门审查后认为历史复杂、有问题，不拟录取。当时文学所的领导陈荒煤先生，看了他的档案，了解他的情况，认为此生成绩优异，是个人才，力主录取他；说这个考生只是个1949年后的大学毕业生，经历很简单，历史有什么复杂的？是我们把他搞复杂了。
　　我拜访《文学遗产》编辑部，是在下午要下班的时候，屋子里只有一个人，就是王学泰。他说下班要回家，说可以到他家看看，路上聊聊。他态度随和，没有大编辑的架子，且言谈又风趣，就跟着去了。后来交往长了，知道这是他性格的特点和优长。朋友们相聚，只要有他在，总会听到他滔滔不绝地说呀说，谈笑风生，绝不会冷场。我们从东长安街那个编辑部步行，乘公交车，换车，一直聊到他在德胜门外六铺炕的家里。是高层住宅楼，记得电梯两层停一下，所以下了电梯又爬了一层楼。在他家里又继续聊了很长时间。我们两个人都是“改正”不久，颇有“同病相怜”之感，谈得相当投契。交谈之际，我惊异地发现他对佛学也有相当了解。以他的年纪、学历，觉得这很是难得。记得曾谈起19世纪末叶“唯识学”“复兴”，谈到近代著名的居士杨文会等人，他都颇有见地。
　　后来学泰调到文学所，晋升为研究员，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他勤于著述，科研成果颇丰。所著《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发现另一个中国：对江湖、庙堂与民命的历史考察》《我们向历史要什么》等，借鉴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关于民族文化中存在大传统与小传统的理论，重点研究、考察宋代以降的“游民社会”与“游民文化”，他对于“游民文化”的研究被认为是“发现了另一个中国”，被评价是当代中国历史和文化史研究具有开拓意义的重大贡献。关联到文学史，他著成《中国游民文学小史》等，分析、论定《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乃是“游民”的经典，两部书里表现的社会理想、人际关系、组织形式乃至一部分礼俗，都成为后来历史上“游民”模仿的对象，这种观点无疑大为开拓了社会史、文化史和小说史研究的新思路、新格局。
　　他的另一个重大学术成果是编著114余万字的《中国古典诗歌要籍丛谈》。书取名“丛谈”，实则是大型目录书，按作者自述，是自己20余年“读古典诗歌要籍笔记”的总编，书名里的“古典诗歌要籍”，实则包含词、曲和诗、词、曲论即全部古典韵文文献，所收书1100余种，其中不乏稀见的珍本秘籍，每一种都经作者认真研读过，按《四库提要》格式写出叙录。他的业师、著名的文学史专家廖仲安先生在所作序言里称赞所录书多有他所未见者。这部书的写作显示了作者文献学的深厚功力。我曾有幸帮助推荐在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他还写过《清辞丽句细评量》等雅俗共赏的古典文学读物。另有一部记述亲身经历的《监狱琐记》，其中一些片段先是在报刊上发表，得到普遍赞赏，后来结集成书，初稿曾传给我看过。他对世俗文化颇有偏好，勤于搜集这方面资料，写了《中国人的饮食世界》《中国人的幽默》《中国饮食文化史》等雅俗共赏、很有看头的书，曾不止一次对我说有意写一部“笑话史”，并且说已经准备好材料。真是可惜，正当他学业成熟之年，不意竟奄然痛归道山，夙愿没有完成。不知道有没有留下草稿，有没有人注意到他所搜集的资料？ 不过即使留下了，恐怕也没被注意；注意了，也没人有能力继续圆满完成他的工作。
　　我和学泰结交近40年，40年间虽然间隔京、津两地，见面次数有限，“神交”可说十分密切。他不断地送给我新书和资料，有些是市面上难以见到的，让我得到很多宝贵资讯，学业上也受益良多。我这一生幸运地结交不少朋友，按“类别”分，其中有几位是十分“有趣”的。学泰算是其中突出的一位。每次见到，他真是“高谈阔论”，除了让我从中得到学识、信息，心情也总是感到十分舒畅。记得有一年参加社科院文学所在新疆召开的学术会议，我在日本留学的小女儿也跟着去了。外出参观乘车，在车上学泰和小女儿一路不停地议论，兴致非常高，谈得兴奋，以至要晕厥。小女儿出门旅行带些常备的药，吃了好些。如今哲人往矣！ 和他只有一面之缘的小女儿经常念叨他。
　　常常有意无意间翻检学泰送给我的书，音容笑貌蓦然呈现心头，十分痛惜和怀念！ 现在写这篇回忆文字，以抒发怀念之情，也是想介绍他一生勤奋治学取得的丰硕成果，期待得到充分重视并被珍重地继承下来，作为对这位卓越学人的纪念。（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