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18世纪的英国——一个全球视角的内生分析模型

管季超0712

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18世纪的英国——一个全球视角的内生分析模型

宋李健

　　【内容摘要】工业革命是经济史上的“奇点”，它推动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但工业革命本身并不是天外来客，它同样是一系列历史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从全球视角分析了工业革命出现在18世纪英国的内在动因。结果显示，工业革命是在全球经济互动过程中，因在英国局部出现的较长时间的资本与劳动的巨大价差，与其特殊的政治、文化和金融环境相配合，而产生的偶发性历史事件。历史的偶然带来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对人类而言是福是祸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关 键 词】工业革命；资本；工资；价格
　　【作者简介】宋李健，金融学博士，中国银监会办公厅。
　　工业革命是人类发展史上一道极为重要的分水岭，在此之前，技术进步的速度总是无法持久地超越人口自然增长率，经济增长的结果表现为人口增加，而不是居民平均生活水平的提高。工业革命后，人类社会成功地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的束缚，产出增长率开始超越人口增长速度，技术变革与经济发展不再单纯表现为人口的增长，而是人均收入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1999）所说，“事实却是，在18世纪80年代生产力的确有了一个惊人的进步，正如现在的经济学家所称的，生产力有了一个进入自驱动发展阶段的起飞。更明确地说是，当时产生了一个机械化工厂体系，它以迅速降低的成本生产出大量商品，以致它不再依赖现有的需要，而是创造出新的需要。”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是：
　　（1）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既不是更早，也不是更晚?（2）为什么工业革命出现在英国，而不是荷兰，或者中国?（3）为什么在工业革命后，人类社会开始走上库兹涅茨型增长路径？
　　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们将首先回顾一下工业革命前的全球市场，只有全球化的视角才能解答问题1；随后，我们从英国的特殊经济环境中寻找问题2的原因；最后，我们看一看工业革命是如何改变经济增长模式的。

一、工业革命前的全球市场

　　弗兰克在1998年绘制了一张1400年至1800 年的全球贸易路线图。我们将围绕这张图展开对全球市场的描述。
　　（一）欧亚大陆市场
　　欧亚大陆很早就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独立经济单元，大陆两端的经济联系和技术传播至少在公元前就已经存在了，古代丝绸之路将欧亚大陆联系在一起，构成全球市场的最早雏形。19世纪末德国的地理学家李希德•霍芬在中国的甘肃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考察时，看到从东面来的商队，便想这是否就是古代运送丝织品的通道呢？他在其所著的《中国》一书的第一卷中第一次将这条路命名为“丝绸之路”，此后这一称谓便被广泛地用于泛指古代连接东西方两个世界的贸易之路。丝绸之路总的来说可以分为陆路和海路两条。陆路又可分为沿中亚、天山以北草原的草原之路和沿天山以南的绿洲之路两条，其中，绿洲丝路又分为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缘的西域北路和南缘的西域南路。海路则指从中国南部经印度、波斯湾抵达红海。

　　在全球市场发展的早期，东西方经济发展水平并无明显的差异，这一点可以从人口增长对比中看出。表1显示，在公元1000年左右，欧亚大陆的两侧，欧洲和中国的人口分别为4200万人和7000万人，两个地区的面积相差不多，表明人口密度也相差不多。1000-1300年间，欧洲的人口增长还略微高于中国。欧洲人口在1300年时达到7300万人，300年间增长了74%，而中国同期的人口增长仅为41%（达到近1亿人）。这种增长的差异很可能是由于欧洲人口基数小，这一时期又恰好处于战后恢复期的缘故。

	年份
地域	1000	1200	1300	1400	1500	1600	1650	1700	1750	1800	1850
欧洲	42	62	73	45	69	89	100	115	140	188	266
全亚洲	168	203	216	224	254	292	319	402	508	612	743
俄国亚洲部分	3	7	8	9	1l	13	14	15	16	17	19
西南亚	32	34	33	27	29	30	30	31	32	33	34
印度	48	51	50	46	54	68	80	100	130	157	190
中国	70	89	99	112	125	140	150	205	270	345	430
日本	4	8	11	14	16	20	23	27	32	28	33
东南亚	11	14	15	16	19	21	22	24	28	32	37
非洲	50	61	67	74	82	90	90	90	90	90	95
美洲	13	23	28	30	41	15	9	10	1l	29	59
世界总计	273	349	384	373	446	486	518	617	749	919	1163

　　从14世纪开始，欧亚大陆两端的经济开始出现明显的差异。在欧洲，由蒙古人人侵带来的鼠疫病毒引发大规模的黑死病灾疫，人口规模在14世纪末反倒比13世纪末下降了近40%；而同期的中国，由于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统一的市场，继续保持了平稳的人口增长率。从17世纪开始，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开始加速（见图2），百年增长率从13—16 世纪非常稳定的11%—13%的增长率迅速加速到超过40%，18世纪的增长率更是达到57%。

　　在1300年时，中国和欧洲的总人口相差不多，分别为9900万人和7300万人，但在随后的400多年中，中国保持了稳定的政治局势，而欧洲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在遭受战乱和瘟疫的侵扰。完全不同的生存环境造成欧亚大陆两端的人口密度在18世纪初期已经相差悬殊，中国的人口规模是欧洲的两倍左右。Kremer（1993）的模型很好地预测了人口规模带来的影响：人口越多，进行发明创造的人越多，技术进步也就越快。中国拥有的庞大人口基数和连续的人口增长使中国能够在斯密增长模型中保持较长时间的技术优势。中国在瓷器、棉、纺织品、丝绸的欧亚贸易中，长期居于垄断地位。
　　中国所拥有的技术优势在Zumdorfer （2004）描述的棉纺织贸易中得到很好的体现。中国在棉纺织业上属于后来者，棉花种植是经由丝绸之路从印度传人中国的。由于棉花与中国原有织物丝绸构成竞争，因此直到宋朝（960-1279年油于向辽、金交纳岁币引起丝绸紧缺，才开始在全国逐渐推广种植。明代以前，中国的棉纺织物基本只用于国内的消费，与国外织物并无明显的比较优势。但到18世纪，产于松江府的本色棉布由于其精湛的品质成为欧亚贸易中的重要出口商品。
　　中国的人口优势和技术优势使中国产品几乎具有全面的比较优势，这意味着，中国的贸易对手们都渴望得到中国商品，却拿不出让中国人心动的对价商品作为交换。那么欧亚大陆的贸易如何开展呢？从明朝开始，中国经济进入白银化时代。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意味着中国国内需要大量白银作为媒介，欧亚大陆的贸易因此找到了新的平衡——中国向欧洲提供制造品，而欧洲向中国提供白银。但是，欧洲并不是白银的富产地，欧亚大陆内部的这种贸易模式无法维持长期平衡。这时，美洲加入贸易网使全球市场进入了新的贸易模式。
　　（二）美洲加入全球市场与三角贸易模式
　　哥伦布1492年的航海活动将美洲拉入业已存在的全球贸易体系。当两块距离遥远的大陆被快速发展的航海技术紧密联系起来时，一种新的贸易格局出现了。表1显示，15世纪欧亚大陆相遇时，欧亚大陆的人口规模远远超过美洲。欧亚大陆（含撒哈拉以北的非洲）的人口达到了4亿人，而美洲人口仅有1400万人[1]。按照Kremer（1993）的理论，我们可以自然地推论欧亚大陆的制造业技术水平要高于美洲，因此，在全球贸易中，美洲的制造品不会具有比较优势。但是，美洲仍然为全球市场做出了巨大贡献：首先，美洲作物，如马铃薯和玉米种植技术传人欧洲大陆以后，极大增加了农业产量；其次，美洲的金银推动了全球市场的贸易。
　　但全球化带给美洲土著居民的却是毁灭性的灾难。在全球市场的推广过程中，欧洲航海家把一种可怕的物种——天花病毒带到了美洲。由于美洲地理环境的相对封闭，当地的土著居民对这些病毒毫无抵抗能力，像13—14世纪的欧洲遭受蒙古铁骑带来的黑死病肆虐一样，17世纪的美洲也成为跨洲交流的牺牲品。由于美洲地理位置更为封闭，人口基数也更小，病菌侵袭的危害远远超过了黑死病在欧洲的破坏。到1650年，中美洲阿兹特克和玛雅文明的人口数量从1500年的大约2500万萎缩到150万；安第斯山脉的印加文明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人口数量从原来的900万减少到60万。到17 世纪末，土著民族已经不再占当地居民的多数。土著居民人口下降留下的缺口刺激了非洲奴隶贸易的开展。尽管这是全球贸易体系中最邪恶、最不人道的贸易模式，但却是刚刚诞生的全球市场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17—18世纪，围绕大西洋的广阔海域形成了著名的“三角贸易”（见图1），贸易的基本模式是欧洲人用从非洲贩运的奴隶在美洲开采金银（特别是白银），然后用于换取来自东方的商品，如瓷器、棉织品、丝织品、茶叶、香料、糖等。特别是中国具有的技术优势，使其成为了全球的制造工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世纪用舰炮打开中国大门的西方列强最希望得到的是与中国贸易的垄断权。三角贸易的最终目的就是获得东方的商品，它与欧亚大陆古老的丝绸之路连接的贸易区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弗兰克（1998）甚至将“三角贸易”看作欧亚贸易的附属部分，并把中国看作世界贸易的中心。其实，谁是“三角贸易”的中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涵盖了欧洲、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全球市场在17世纪建立起来了。
　　（三）欧洲内部市场与中国国内市场的比较
　　Shiue和Keller（2006）的实证研究比较了17—19 世纪欧洲内部市场与中国国内市场的发育程度，他们的样本数据包括：（1）中国1742-1795年间东南地区10个省区121个地方市场的价格数据。（2）1692- 1716年间9个欧洲城市的价格数据；1770-1795年间15个城市的价格数据；以及1825-1849年间15 个城市的价格数据。（3）1770-1795年间41个英国城市的价格数据。
　　Shiue和Keller利用不同地区的市场价格变化的相关系数衡量市场整合程度（如比较伦敦与法兰克福的小麦价格变化的相关系数）。相关系数越大，表明两地市场的整合程度越高，两地的贸易联系也更为紧密，一个地区的物价变化时会引发另一个地区的物价波动。而当相关系数较小时，则表明两地之间的贸易联系较少，一个地区的价格变化不会或基本不会影响另一个地区的物价。Shiue和Keller 的计算结果反映在图3上。图3显示，无论在欧洲还是中国，距离越远，相关系数越低。这一点符合经济规律，即距离越远的两个地区，经济贸易联系就越少。但是，18世纪下半叶，中国市场的整合程度显然要比欧洲好很多，表现在图3上就是：随着市场距离的增加，中国不同地区的价格相关系数下降速度要比欧洲慢得多：在超过900公里的两地之间，中国的价格相关系数约为0.5，表明这样遥远的距离之间依然存在着很多贸易往来；而欧洲已经下降到0.2左右，基本上没有什么价格同升同降的联系了。此外，Shiue和Keller还计算了不同地区市场价格的标准差：1742-1795年间中国121个地区之间价格的标准差为0.130；而欧洲1770-1794年间15个城市之间的标准差为0.192。这表明中国地区的市场价格更为一致。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明代经济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要特征。与现代经济相比，明代经济的自然经济特征当然非常明显，但Shiue和Keller 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工业革命前夕，中国的市场发育程度并不比欧洲落后，相反具有微弱的优势。他们的结论也得到其他研究者的支持。例如，Van Tielhof（2002）估算了18世纪东西方市场在运输成本上的差异。当时，从但泽（波兰北部多瑙河港口）到阿姆斯特丹的运费大约为所运输货物总价的40%，而中国同等距离的运输成本约为25%。尽管中国在陆路交通和内河交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但中国对海路的利用程度低于欧洲。由于在当时的航行技术条件下，海洋运输还没有确立支配地位，因此总体来看，在运输成本方面，中国还是具有微弱的优势。
　　有人争辩说，尽管欧洲市场的发育程度不如中国，但英国市场可能在局部上超越了中国。Shiue和KeUer（2006）也对这种说法进行了反驳。他们的市场数据对比（图4）表明，虽然英国的短距离市场比中国具有更高的价格相关系数，但同样存在价格相关系数随距离增长下降过快的问题，表明虽然英国的短距离市场的贸易比中国更为频繁，但其市场分割程度要高于中国。而另一项指标不同市场之间的价格标准差，英国也略处于劣势：英国的这一指标为0.149，而中国市场为0.130。这些数据表明，中、英两国市场发育程度处于伯仲之间，因此无法用以解释工业革命在英国产生的原因。

　　虽然，相对于中国来说，英国的国内市场在工业革命前夕并没有建立起全面的优势，但是市场的蓬勃发展却是工业革命发生的必要条件。18世纪时，不断扩展的全球市场，特别是在全球市场中蓬勃发展的欧洲市场为英国毛纺工业提供了稳定的销售渠道。当全球化与英国特殊的经济环境结合时，工业革命诞生了。

二、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18世纪的英国

　　（一）什么是工业革命
　　对于工业革命发生原因有三种根深蒂固的解释：
　　一种出现在历史学的教科书中，认为资产阶级政权为工业革命铺平了前进的道路。这种解释至少在历史事件出现顺序上具有合理性。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建立了稳定的君主立宪制，所谓的“资产阶级专政”大力发展工商业，建立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产权制度，为百年后的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但这种解释存在着巨大缺陷，因为英国并不是第一个建立资产阶级政权的国家。如果说是政治制度带来重大技术变革，那么工业革命更应当发生在荷兰（第一个建立现代政治制度的国家），而不是英国。
　　第二种解释将工业革命归因于市场的发展。但通过上一部分的分析，我们发现，在工业革命前夕，中国和英国的市场发育程度不相上下，而在市场宽度（远距离商品贸易开展情况）和深度（不同地区价格差异的标准差）上，中国似乎更胜一筹。按照这种观点，工业革命应该发生在中国，而不是英国。
　　第三种解释是North和Weingast（1981）提出的。他们认为始于1688年的金融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先导，光荣革命加强了对产权的保护，使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显著下降，使风险溢价和利率水平亦随之下降，利率下降后加速了资本积累，使资本替代劳动的工业革命成为可能。这种观点指出了资本积累的重要作用，但仍未能解释为什么不是荷兰（更早发生金融革命），而是英国率先发生工业革命。
　　要解释工业革命的发生原因，首先要理解工业革命的内涵。在过去的两百多年中，这一直都是世界经济史研究中最重要的，也是分歧最大的课题之一。目前为较多学者所接受的是迪安（Philis Dean） 和诺斯（Douglas North）的观点。迪安（1989）说：“工业革命一词，一般用来指复杂的经济变革，这些变革蕴含在由生产力低下、经济增长速度停滞不前的、传统的、工业化前经济，向人均产量和生活水平相对提高、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现代工业化发展的转变过程。”他接着指出：“这一转变的性质，可以通过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变革来说明：（1）经济组织变革，（2）技术变革，（3）工业结构变革。这些变革和人口（既是原因又是结果的）、总产值及人均产量（即使不是立即、但是最终将实现的）持续增长有着一定的联系。”诺斯（1981）则说：工业革命由组织变革和技术变革构成，是一个“组织变革和技术进步相互影响的过程”。这些定义都强调了制度、组织变革对技术变革的影响，但我们发现，这种定义并不能对工业革命的起因给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因为它无法回答为什么同样拥有先进制度的荷兰没有发生工业革命。
　　另一种常见的定义见于Wrigley（1988）的文献。他指出：近代工业化实际上是一个从“发达的有机经济”（advanced organic economy）向“以矿物能为能源基础的经济”（mineral-based energy economy）的转变，“要成功地摆脱有机经济所受的制约，一个国家不仅需要那种一般意义的资本主义化，以达到近代化；而且也需要下述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化，即越来越多地从矿藏中、而非从农业产品中获取原料，尤其是能够开发大批能源储备，而非依赖各种过去提供生产所需热能与动力的可再生能源。英国经济正是在上述两种意义上资本主义化了的”。李伯重（2007）也是这一观点的支持者。他认为，英国产生的工业革命是因为拥有富饶的煤铁矿藏，而当时其他发达地区如中国江南地区和荷兰，没有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因此难以自行出现工业革命。与迪安和诺斯的定义相比，这种定义的确更有助于解释工业革命起源于英国的原因。但该定义将煤铁革命看作工业革命最主要的内容，口径过于狭窄。煤铁革命是工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将煤铁革命等同于工业革命有失偏颇。Clark和Jacks（2007）的研究表明，18世纪煤炭业的蓬勃发展更可能是工业革命带来的采矿技术改善的后果，而不是工业革命的原因，而且煤铁工业对工业革命带来的收入增长贡献微乎其微。
　　在讨论了工业革命的有关文献成果后，我们给出本文对工业革命的定义：工业革命是资本代替劳动的过程，即马克思强调的机器代替劳动的过程。．看似平常的资本代替劳动却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在斯密的增长模型中，技术增长带来的产出增长最终转化为人口增长。由于绝大多数人的收入仅仅维持在最低生存线之上，基本没有剩余用于储蓄和投资，因此，劳动力总是处于相对富余的状态，用资本代替劳动是一项亏本的买卖。所以，以资本替代劳动的现象在斯密增长中极少出现。那么，英国为什么在18世纪出现了这种“反常”现象呢？理解工业革命的起源问题需要从英国特殊的工资价格结构人手。
　　（二）英国18世纪的工资与价格
　　Allen（2006）比较了英国与其他地区的工资水平（见图5），以及收入与最低生活支出比率（图6）在各地的差异。

　　图5显示，1550年以前，伦敦、阿姆斯特丹、维也纳、佛罗伦萨几个城市平均收入水平基本持平；到1550-1620年间，欧洲出现了价格革命，主要欧洲城市的工资水平均有所上升，超越亚洲的水平；价格革命结束后，南欧和中欧的工资水平稳中略降，而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工资水平却继续上升，而且尤以伦敦突出，在17世纪末显著超过了阿姆斯特丹。英国工资水平的上升主要得益于羊毛织物出口激增。图7显示，从1401年到1550年的150 年时间里，伦敦羊毛出口增加了近10倍，毛织品的生产扩大带来对劳动力的需求，吸引了大量劳工涌人伦敦，致使伦敦人口在1500-1600年间膨胀了4 倍，从5万人增加到20万人。尽管如此，需求推进型的工资上涨仍然不可避免。
　　图6则表明了资本积累的可能规模，居民收入高于最低生活支出的部分越大，越有可能形成资本积累，如果收入基本等于最低生活支出（即两者的比例为1），那么资本积累基本上就是不可能的。图6 显示，中国北京和印度德里的这一比率在17—19世纪基本稳定在1左右。这说明，虽然中国拥有最发达的市场体系，但不可能发生资本替代劳动的工业革命。因为这里的资本是如此的稀缺，必然非常昂贵，而相反劳动却是异常的便宜，提高劳动在生产投入的比重才是企业主的最优选择。而伦敦和阿姆斯特丹拥有最高的收入一支出比率，在17、18世纪围绕在4左右波动，表明这里的资本相对富足。
　　18世纪的伦敦和荷兰的经济都具有高工资和高资本积累的特征。Allen（2006）给出了工资与资本的相对价格比较（见图8），遗憾的是没有荷兰的数据，但从图5和图6可以推论，荷兰18世纪初的情况应与英国相差不多），英格兰的工资与资本的相对价格要比其他地区昂贵得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用资本替代劳动才是经济的。

　　以上分析表明，在18世纪，英国和荷兰都具备了资本替代劳动，或者说发生工业革命的可能性。但是，为什么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而荷兰没有呢？AUen（2006）给出的解释是英国具有更丰富和更廉价的煤炭资源。但Clark和Jacks（2007）反驳了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廉价煤炭和煤铁业的快速发展是工业革命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相比而言，Mokyr（1999） 提出的理由更有说服力，那就是历史的偶然，而这种偶然与英国独特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
　　18世纪的欧洲仍处于割据状态，君主国之间的战争此起彼伏，处于欧洲大陆的荷兰无法避免战争的干扰与破坏。1799-1815年拿破仑战争令荷兰背上沉重的赔款负担，战争赔款高达2.3亿荷兰盾，同时还需提供2.5万法国驻军的给养。战争后遗症破坏了荷兰经济的原有进程，使原有可能发生的资本替代劳动革命成为泡影。而英国作为一个岛国，具有超脱大陆事务的天然优势。英吉利海峡提供的天堑使其能够在相对稳定的局势下专注于经济发展。在高工资和高储蓄的经济环境中，资本替代劳动的过程缓慢但却革命性地将英国带人现代经济增长模式中。
　　追根溯源，工业革命是全球市场不断发展壮大的结果。受与东方贸易持续逆差的刺激，16世纪德国南部和中欧的贵金属产量激增，随后是美洲白银的大量涌入。迅速成长的广阔市场为英国的商品带来稳定的需求。而在供给方面，英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德国和西班牙都受到货币生产的诅咒，丧失了工业生产的竞争力，英国成为欧洲最大的毛纺品出口国。由于出口数量的持续增长，造成英国的劳动力在一段时期内出现短缺，进而出现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企业主为降低成本而采用更节省劳动的集约化生产方式。

三、从历史的角度看工业革命与现代经济增长

　　工业革命的历史意义在于改变了经济增长模式。工业革命前，庞巴维克（1889）描述的迂回式生产方式（即利用以前生产的产品进行再生产）几乎没有引起过人们的关注。工业革命提供的成功范例，使人们意识到进行资本积累可以大大提高生产效率。
　　企业主在用资本替代劳动的过程中发现，对研究与开发进行投资是有利可图的。欧洲科学革命发生的时间（以1543年哥白尼出版《天体运行论》为标志）早于工业革命，但工业革命前的科学研究基本和生产无关。无论是研究所谓“自然科学”的牛顿（1643-1727年）和笛卡儿（1596-1660年），还是研究“社会科学”的斯密和休谟（1711-1776年1，他们的研究都只是个人爱好，是有闲、有钱阶层的奢侈品。在工业革命过程中，人们发现科学研究与创新的成果，能够显著改善生产效率，而且在创新技术扩散之前，拥有先进生产技术的企业主可以获得超额利润。因此，工业革命发生后，私人资本开始投资于研发部门，这种有意的投资和寻求技术变革的行为大大增加了新技术出现的频率和速度，使得技术进步的速度甚至超越了人类潜在的繁殖能力，人均收入增长和生活质量改善第一次在人类历史上成为可能。现代经济增长模式并不是人类有意设计的产物，而是工业革命的副产品。
　　在工业革命发生前，伦敦出现了持续长达150 年之久的远高于其他地区的工资与资本的价格比，这是零星的机器替代劳动的持久动力，但却不是全面工业革命爆发的充分条件。高工资带来的储蓄转化为投资需要金融管道，也需要产权保护、企业家精神以及稳定的政局，而英国恰巧具备了所有这些条件：首先，英格兰银行的诞生标志着金融革命的出现。此后，伦敦高效率的金融市场使得市场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成本大大降低。其次，以妥协和利益平衡为基本特征的议会政治为产权提供了必要的保护。再次，新教伦理鼓励创业的企业家精神。最后，英国独特的岛国地理使其远离了欧洲大陆的纷争。工业革命必然发生在英国，因为只有英国才具备零星的机器替代劳动，进而飞跃为全面工业革命的条件。但工业革命本身却不是必然要发生的。如果全球经济互动带来的资本与劳动的巨大价差没有出现在英国，仅有英国特殊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环境，工业革命也不会发生。
　　工业革命突破了“马尔萨斯陷阱”，但我们今天又再次面临新的挑战。现在世界已有70亿人口，到本世纪末可能达到150亿。地球的资源能否养活这么多人？单纯的技术创新能否突破资源天花板？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也许工业革命只是加速了人类社会走向毁灭的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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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Zumdorfer, Harriet T, “Imperialism, Clobalization, and Public Finance: The Case of Late Qing China”,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GEHN Working Paper, 2004, No. 06/04.
注释：
[1]关于美洲人口大规模的估计有很多个口径，Crosby （1994:22）的估计约为3400万人，但无论哪种口径，欧亚大陆与美洲的人口规模都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来源：《金融监管研究》（京），2012.3.93—106，《经济史》2012年第4期转载